宁蒗民族中学。 澎湃新闻记者 王万春 图（除署名外均由受访对象供）
在泸沽湖旅游时，当地导游给教师陶长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般的导游一上车就开始讲吃喝玩乐、景区景点，而当地的导游一上车就开始宣讲教育。”这让陶长江震惊，继而亲切。
因为来自江苏海安，他没想到受到导游和当地人特别的尊敬。陶长江心里清楚，当地人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海安人的尊敬，基于上个世纪前丽江市宁蒗县“木材换人才”约定——江苏海安木材紧缺，宁蒗向海安提供木材；宁蒗教师紧缺，海安向宁蒗派驻支援的教师。
旅途结束后，陶长江也从海安支援宁蒗，成为了第十轮海安支教教师领队，兼任宁蒗民族中学副校长。
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海安早已成为沿海的发达地区，摆脱了木材资源紧缺的局面，但如今海安为何还向宁蒗派支教老师？“原因很简单，就是宁蒗需要我们。”陶长江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10批次支教的教师总共216人，支教285人次，带来的成绩是宁蒗的教育在整个丽江市遥遥领先，为宁蒗县培养初、高中毕业生两万多名和9名丽江市高考第一名。
据《光明日报》报道，时任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说：“海安教师是我们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宁蒗，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声“海安舅舅”背后，是宁蒗人民对海安教师的最大肯定。
也正是阿苏大岭在任时，1988年，丽江宁蒗跟江苏海安达成了“木材换人才”的“宁海之约”，开启了东西部教育合作的模式，这一坚守就是32年。
海安2班2020年高考前三名学生与海安班老师合影。
“宁海之约”
外界对丽江市宁蒗县的第一印象多是“泸沽湖”“女儿国”“母系氏族”这些关键词。除了“摩梭人”，地处“小凉山”地区的宁蒗，藏、彝、汉、纳西、普米等12个民族的村落，镶嵌在横断山脉中平均海拔2800米的大山皱褶里。
新中国成立后，宁蒗县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特殊的县情和地里环境，致使宁蒗一直拔不掉穷根，深度贫困。如今29岁的河滨家园党总支书记杨发财回忆，他家原本住烂泥箐乡马金子村委会小牦牛村小组，直至他小学毕业时，还不会讲汉语，只能听懂却无法表达，“小时也不知道幼儿园是什么”。
时任县委书记阿苏大岭觉得，“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经过考察发现，当时2500多公里外的海安县是中国教育的前线，而海安急需木材，木材却是宁蒗县的优势。
1988年8月，宁蒗与海安签署了为期10年的《海安县与宁蒗县教育合作协定书》，一纸“木材换人才”的“宁海之约”就此开始，宁蒗以优惠价格给海安提供紧缺木材，海宁派遣优秀教师全权接管宁蒗的一所学校。
1987年，陶长江大学毕业，在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8月，海安选拔了第一批33名骨干教师赶赴支援宁蒗。这所由宁蒗、海安两县命名的中学——宁海中学，由宁蒗县投资100万元建设，海安老师全权接管入驻。彼时，听闻到“宁海之约”，陶长江的印象里“那是个很苦的地方，支援的老师不简单”。
初到宁蒗的情景，陶长江虽未能亲自体会，但时隔多年代代相传，关于当时的记忆似乎“历历在目”。陶长江说，第一批到宁蒗的33名老师拖家带口近百人，先乘班车，后转火车，经南通、上海、攀枝花，从零海拔的海安转战至海拔2000多米的宁蒗，路途耗时近1周，刚到宁蒗第一天，学校还没有建起来，就遇到地震、泥石流，“泥石流冲毁了房子，铺盖那些全泡在里面，周围又没有人家，全是荒山”。
陶长江介绍，第一个五年，宁海中学仅仅是初级中学，按照预期的设想，“将宁蒗的初中教育在丽江打响，提高到丽江的第一”。
克服水土不服的困难后，宁海中学在丽江取得了预期中第一的成绩。这一方面增加了海安老师的信心，一方面也让宁蒗的父老乡亲刮目相看。据《光明日报》报道，时任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说：“海安教师是我们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宁蒗，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声“海安舅舅”背后，是宁蒗人民对海安教师的最大肯定。
第十轮海安赴宁蒗支教教师合影。
“海安模式”
1993年，第二个五年开启，因为第一个五年耀眼的成绩，宁蒗县委县政府决定把初中教育的合作延伸至高中。
陶长江介绍，彼时的民族中学高中教育还是本地的老师，教育质量不行，海安抽调骨干教师加强了宁蒗民族中学的高中部，到1998年第三轮支援时，基本以高中为主了，“原本的宁海中学不再派老师了，而是两个学校名字合并一起，一所学校出现了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云南省宁蒗县民族中学，一个名字是宁蒗县宁海中学。”到2006年时，宁海合作教育已延伸至职业教育。
尽管老书记阿苏大岭起初签署的“木材换人才”协议为期只有10年，但直到2016年时，来自海安的教师并没有中断，他们前赴后继，在宁蒗民族中学办起了“海安班。”
所谓的“海安班”，任课教师全来自海安，由海安县教体局挑选骨干教师支教，以满足宁蒗老百姓想法设法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高品质教育需求。
2019年，第一届“海安班”53名学生毕业时，高考成绩丽江市前五名的“海安班”占据了4位，分别是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名，全来自宁蒗，其中3人被北大、清华录取，该班级27人高考成绩超过600分，班级高考成绩均分达到605分，“这在丽江产生了轰动效应，被称为丽江第一班，海安班模式也引起了周边一些县市的重视和研究”。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当年丽江的本地媒体刊发了题为《丽江教育怎么办？‘宁蒗海安模式’能否复制到全丽江？》的报道。
到2020年，第二届“海安班”高考时，成绩超过了第一届，该班高考均分达616.6分，有29名学生高考成绩超过600分，其中10名学生超过610分，有28名同学被录取到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985、211名校，“这证明了当年两地政府举办海安班的政策的正确性，”陶长江感慨。
陶长江分析，“海安班”一个班学生50个左右，任课教师是一些骨干教师，施行独立的教学观点，24小时由海安老师管理，办公室也设在海安班门口，一个班级6名海安教师，工作量比原来的学校时大3倍，跟当地老师比较，工作量也大一倍。“来了之后，感受到的氛围是政府重视、老百姓尊敬、孩子们优秀，这些都是无形的压力，大家想努力付出，改变孩子和这些家庭的命运。”老师们把海安的教学方式、经验推广使用在宁蒗，使重视教育、迫切想改变命运的当地政府、家长及学生间产生了共鸣。
海安班学生在上晚自习。
“时代楷模”
2019年暑期，陶长江第一次到云南。
他到泸沽湖旅游时，车上的摩梭导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般的导游上车就开始讲吃喝玩乐、景区景点，但当地的导游一上车就开始宣讲教育，让我很震惊。”
陶长江虽然清楚有他们海安的老师在宁蒗支教，但导游和当地人对他们来自江苏海安的游客特别尊敬的态度，让他心里不免疑问，“支教老师在这有这么大的作用？”旅途结束后，在海安市教体局的安排下，55岁的他担任了第十轮海安支教教师领队，兼任宁蒗民族中学副校长。
带队到宁蒗支教之后，陶长江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当地人一听讲普通话，便知是海安老师而显得非常客气，“有时候买菜时，价格都要低一点”。陶长江满脸自豪地说，在聊天谈到之前的海安老师时，当地家长对海安老师的那种深厚感情溢于言表，“我给我老婆说，这次来宁蒗支教是值得的”。
与陶长江一同前来的，还有来自海安市曲塘中学的谢友军。他现在是海安4班（高二年级）的班主任。谢友军说，他是通过自己报名后测试被选拔过来的物理老师，在支教之前，他没来过云南，只知道云南的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但刚到宁蒗时，因为海拔的缘故，他爬坡喘不过气，孩子们在操场跑操他无法跟随跑步，“现在已经适应了，我可以跟着跑两圈”。
让谢友军感触深刻的是，宁蒗的孩子淳朴懂事。谢友军说，班上有一个家庭贫困的小孩，他们海安老师经常资助，孩子拿着资助的钱回去给爸爸看病。记得有次班会，孩子提出学习辛苦太忙，回去给爸爸妈妈做顿饭都没时间。终于在一次回家时，孩子做了粉皮，回校时给海安老师每人带着一份。“那天中午孩子跑到办公室，说她自己做的粉皮，让我们不要嫌弃，说着说着她一下眼泪出来了，后来我吃着也蛮感动，我觉得这个小孩挺懂事的。”
梅德均是海安立发中学的老师，2018年暑期时支援宁蒗，现在是海安3班的班主任。梅德均说，“海安班”的学生大多数家境困难，跟外界接触的机会太少，看起来朴实，接受的基础教育差，普通话说不利索，运算能力相比海安的学生差一大截，但从高一一直带到现在高三，孩子们学习用功，晚上自习到11点半以后，你叫他们走，他们都不一定走。“我的爱人是公务员，来不了宁蒗，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我既然来了，对人家小孩也要有个交代，我觉得很值得过来一趟。”
唐义凯也来自海安市曲塘中学，2019年8月担任了“海安班”的班主任。唐义凯说，因为此前“海安班”的成绩斐然，他刚到宁蒗时有压力，但作为一个老师，他凭着良心吃饭，没有想着创造什么样辉煌的成绩，只想着怎么把学生教好，以最朴实的心理，修补空档期的课程，这也保住了宁蒗的优势生源，避免了此前优秀学生外流的现象，“食堂里没饭吃，就我们海安班的人在上课。”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年高考时，他所带的班级成绩斐然，他的学生取得了丽江市第一名、云南省第59名的成绩。
连续10批次支教教师总共216人，支教285人次。陶长江说，这些支教老师们除了生理方面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环境，远离亲人和家庭的精神上痛苦更重，“举目无亲，思乡之情也重，虽然海安不缺木材了，我们为什么还来？原因很简单，宁蒗需要我们。”
“宁海之约”坚守了32年，累计为宁蒗培养初、高中毕业生两万多名，输送大、中专考生1万多名，培养出9名丽江市高考第一名、6名丽江市中考第一名。
2020年9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在南京举行发布会，授予海安市宁蒗支教教师群体江苏“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