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吉兰兰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不久前，网红李雪琴向媒体透露，自己在北大读书期间罹患抑郁症，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治疗时，虽然她曾殷切地恳请心理老师为她保守秘密，但老师最终还是将她的情况告知了学校，致使她对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彻底失去信任。这个故事，再次引起了公众对于大学生抑郁群体和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广泛关注。
象牙塔里的抑郁症者
抑郁症作为全球第四大疾病，患病人数呈现明显的升高趋势，近几年，学生群体尤其是高校大学生更是成了“高危人群”。研究者对2009~2019年发表在各数据库中的关于中国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的横断面研究进行Meta分析，结果表明，近10年中国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在8.00%~74.00%。大部分的时候，抑郁症患者会感到悲伤、空虚、疲惫和低价值感，由于对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缺少科普，在公共语境下抑郁症常被误读甚至污名化。在大学情况就更加复杂，大学生可能面对学业、情感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或者无法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角色转换，更容易罹患抑郁症，同时出于对被歧视、被退学的担忧，在患病后往往选择隐瞒病情，埋藏自己拒绝求助。
不久之前，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学生群体抑郁症高发、官方政策重点关注开始让高校的心理咨询跃入大众视野。
高校心理咨询发展始末
在我国，高校心理咨询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期、探索期以及普及期。一般认为，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益友服务中心的成立标志着高校心理咨询实践探索的开始。
1 起步：
实际上，早期阶段思政教育工作者在高校心理咨询工作上展现出了极大的推动性与主导性，直至现在许多高校的心理咨询室也是挂靠在思想政治教育部门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思政教育仍是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是在这个阶段，部分学生工作者看到了学生除了“政治问题”之外存在着许多“心理困惑”。只是在当时，尚未建立起正式的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把心理咨询作为思想教育的特殊形式，教育性高于“医疗性”。
2 探索：
从1994年开始，心理咨询逐渐受到了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官方举办一系列重要培训班进行人才培养，心理咨询模式除了思政教育模式外也展现出了心理学模式和医学模式。当时的一项调查表明，28所高校中开展专题讲座的占75%，开展团体心理咨询的占50%，择业指导占53.6%，开展团体心理训练的占53.6%，同时学术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
3 普及：
200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这阶段，开始以行政化的手段在高校建立心理咨询机构和工作制度，拥有专门的经费，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鉴定开始逐步推进。多数高校建立了心理测评建档制度、对新生进行心理普查，大部分高校建立了门诊咨询，心理咨询理念也开始大众化。
“到毕业我也不知道
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在哪”
高校心理咨询发展至今，几乎每所高校都设有心理咨询中心或者心理咨询室，但实际上其所发挥的效用仍十分有限。这种有限，首先是体现在心理咨询师的数量与质量上。联合国要求学校配备专职心理咨询师的比例在1：500，在我国这个比例缩水至1：4000，而这还是文件要求的标准，现实情况可能更不乐观，有在高校任职的心理老师反映：一周要上十几节心理健康教育课，同时还要帮助前来咨询健康问题的学生，实在分身乏术。另外，高校心理咨询师晋升途径也不明确，工资与体制外的同行相比缺乏竞争力。此外，不少心理咨询老师缺乏临床经验，在面对患病学生时并不能游刃有余。2012年，一项针对上海地区高校的调查发现，70%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被挂靠在学生处等行政部门，在我国，“一人多用”、高校心理咨询师兼职行政事务在高校十分常见。而这还是经济与教育较为发达的上海地区，其他欠发达地区可能压力更大。
同时，高校对心理咨询中心缺乏重视与宣传，很多大学生在毕业后都不知道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位置。有学者对河南某市175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仅有8.1%的大学生了解本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地点和预约时间，只有35%的大学生是通过课堂或学校举办的心理健康活动获取心理健康知识，高校的心理咨询服务资源仍有不足或未得到充分利用，几乎沦为摆设。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缺乏实用性，许多学校抓住互联网东风，开始尝试开发使用心理咨询APP，但这可能尚且欠缺适配条件，且其并不能解决高校心理咨询的核心问题。
高校心理筛查的
阿喀琉斯之踵
有效筛查，没那么简单
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本意是将高校对抑郁症的防治进一步细化，但仍引起不小争议，而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心理健康筛查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从学校的立场出发，学校自然希望学生积极配合，从而掌握学生真实的心理健康状况，后续才能有效治疗减少事故发生。但从个体角度而言，事情往往复杂很多，学生在面对心理筛查时，不少人存在抵触心理。这种抵触心理一方面是来自对隐私泄露的担忧：“如果查出抑郁症，会不会被老师和同学看作异类？” 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高校心理健康筛查专业性的不信任。当前高校的心理筛查多以问答试卷的形式进行，选择题居多，询问学生的心情、睡眠等情况，但这样的形式某种程度上给了学生“作弊”的空间——如果不想配合，那么只需要在答题时隐瞒负面情绪就可以了。官方文件规定：“医疗卫生机构使用PHQ-9量表开展抑郁症筛查”，但在实际应用中，高校选择采用的心理测试量表并不统一，这就导致虽然每个大学生都有过入学填表测试心理状况的经历，但全国范围内仍缺乏对于患抑郁症的大学生数量的权威数据。
被抑郁症“选中”的学生，路在何方？
事实上，即使能顺利筛查出患抑郁症的大学生，要想真正有效防治抑郁症，高校心理咨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阻碍患病学生积极治疗的，除了横亘在他们心中的病耻感，还有部分高校对待抑郁症学生“简单粗暴”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由于重症的抑郁学生可能存在自残或自杀倾向，所以当学生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咨询或治疗时，心理老师出于预防事故的考虑，往往将学生情况告知上级和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完全忽略保密原则。而校方在获悉后，通常会劝学生休学或通知家长将学生带回家修养，学生被迫与原有生活作切割，甚至影响到升学和就业，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抵触情绪和焦虑心理。
知乎问题“那些因抑郁症而休学的学生，后来怎么样了？”浏览量超过161万，以下是答主呜七七的回答。
实际上，只有极其严重的心理问题才需住院治疗，轻微抑郁完全可以积极治疗的同时维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但当前，暂且不论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是否有足够能力治疗学生的情绪问题，甚至对待所有心理“异常”的学生都是一套标准，所以有些时候，筛查的最终结果不但没有“治愈”，反而更加“致郁”。
结语
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本身是提高对抑郁症的关注，这显然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除了明确筛查标准，当前高校对待抑郁症学生过于简单直接的处理方式显然也会让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失去公信力。这不是“筛查”可以解决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更加完善的制度与“人本”的细化解决方案。
参考资料：
1.2010年，张燕，高校心理咨询的生成与发展
2.2019年， Lacan心理，高校心理咨询师：领导，我们不是来打杂的！
3.2020年，健言，高校体检筛查抑郁症，个人隐私如何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