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贺子墨即将前往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UCLan）攻读本科学位，这个有想法的大男孩毕业于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是师生眼中不折不扣的时尚达人和超级学霸。
从2017年入校，他连续3年参加宁波国际服装节，从穿衣助理做到后台负责人。通过这个平台，他认识了不少圈内知名时尚大咖，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时尚敏锐度，在浙纺服院老师的指导下，拿下一个个国家级比赛大奖，连续两年获得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是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2020年，专升本再次迎来大规模扩招，计划扩招人数32.2万人，主要向职教型本科和应用型本科增加名额，向预防医学、应急管理、养老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倾斜。
根据记者查询到的信息，具体到各省市，浙江省公布普通高校专升本计划招生2.8万人，比2019年数量增加近一倍；湖南省明确指出2020年专升本录取比例扩大一倍以上；上海市专升本招生计划由占全市高校专科毕业总量的8%增加到10%；重庆市计划扩招比例达200%；天津市扩招增幅近60%，等等。
“从一名专科生成长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工作人员，他是怎样做到的？”“打通‘最后一公里’，专升本成绩创新高”……这些是几所高职院校在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标题，以此激励更多专科学子向上攀升。
其实，对很多专科生来说，专升本考试是“第二次高考”，是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然而，有高职院校长从办学定位角度思考，认为高职院校不应大肆宣传专升本案例，否则可能导致学校的整体教育模式发生偏差，担心高职教育从以就业为导向偏向以学历为导向。
这种担心是否多余？各方如何看待？记者采访了相关办学者和专家。
高职生热衷升本，原因在哪儿
“高职毕业生热衷升本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学工部部长王懂礼注意到，从2016年、2017年开始，热衷3+2专升本考试的学生在增多，这种趋势在近两年更加明显。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该校专升本人数从215人增加到917人，报名数与应届生的比例从7.58%增至27.23%，报名录取比例从74.42%波动上升到83.64%。在今年报考的1000余名考生中，有超过900人被录取。
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同样存在专升本学生比例扩大的情况。该学院招生与就业处处长张一婵告诉记者，学校每年招收新生7000余人，通过普通高考入校的有50%以上分数过了二本线。这些学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家庭条件相对困难，希望毕业后尽快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二是没有达到二本公立学校分数线的学生，希望3年后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较好的公立大学学习。今年，学校有35%的毕业生报考专升本，其中82.55%被成功考取。
张一婵表示，专升本学生比例增加，与学生学业规划、国家扩招计划有关，也与疫情影响下一些被企业录取的学生无法正常上岗，选择升本有关。在今年被专升本录取的1657名学生中，超过80%的学生进入了公办本科学校。“这种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视。”
“造成专升本人数快速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懂礼表示，学校通过一个针对性很强的调研发现，最直接的原因是家长和学生有这种“自然而然”的需求。“考入我们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本科线左右的分数，属于不考个本科不甘心的那种，‘读个本科’是这些学生一直存在的心结”。
其次是为了将来就业考虑，“能看到的招聘简章对学历的起步要求都要本科以上”，“想考基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事业单位招考都要本科以上”。此外，这一代学生的家长大多是70后、80后，家庭经济条件总体较好，心态较为宽松，不着急让孩子马上就业，多读两年书，家里能负担得起。
在考试难度上，专升本考试对该校学生来说比较简单。浙江省3+2招生考试只要专业大类对口，文科考生只需考语文、英语，理科考生只需考数学、英语，“对于考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学生来说，考试并不难，他们基础扎实，学风也好，一般稍做准备就能考上。”
王懂礼认为，近年来专升本培训机构的无序竞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学院周边就有20多家培训机构，从新生报到那天就开始铺天盖地地宣传。对本来就有本科心结的学生来说，每天这样宣传引导，学生没什么抵抗力。你读了，我也要读”。
学生升本不升本？因人而异
王懂礼认为，对于学生的专升本意愿，学校过去“不反对”，但现在报考人数几乎占到应届毕业生三成，要予以高度重视。“当前高职院校培养定位是面向基层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主体仍然是专科层次，高职院校不能成为学历教育的中转站，还是要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要突出特色优势，不能又把学生引导到应试教育上去”。
在王懂礼看来，高职院校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双高校”要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制定符合其实际的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进行分类分层培养。“有的学生进了高校，通过合理引导，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有些人选择继续深造当然是好事。例如我们学校几年前一个毕业生今年考取了北大的博士，他就是在高职期间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也有学生不适合本科教育却非要追求学历，反而“浪费”了高职阶段的教育。“我们金融专业有学生考到了本科学校读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就很尴尬，最后还是用了她的高职毕业证在金融系统找到了工作。”王懂礼说。
张一婵告诉记者，学生选择就业还是升学，通常体现在最后一个学期。如选择就业，就会到校企合作的企业实习顶岗，或做好校内毕业设计。如选择升学，就会一门心思根据报考学校的要求复习。学校为选择专升本的学生搭建了各种学习和培训平台，免费开展各项考前辅导，“比如外语外贸学院会派经验丰富的英语老师为学生进行英语辅导，各学院选派优秀的专业老师为学生进行专业辅导，耐心答疑解惑，高效助力专升本。”
对于报考专升本却没被顺利录取的学生来说，准备考试是否会耽误就业？对此张一婵认为，受到的影响不会很大。她分析，在招生咨询时，的确会有很多新生咨询3年后能否专升本的问题，但经过学校两三年的技能培养，70%左右的学生还是希望直接就业。况且，学校的培养方案不会按照专升本来设置，而是高度重视基础课，以高技能培养为导向办学。
专升本，个人点赞，办学方向不提倡
“学生专升本，我觉得值得点赞；不过专升本不应全面开展，要分专业领域。”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技术与工程学院院长邵瑛说。
在邵瑛看来，与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相关专业的人才，如果能深造至本科甚至是研究生，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些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扎实的根基和发展后劲，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帷幕已拉开，智能产品、智能控制已全面进入城市管理，上海国际化智慧城市产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迫切、标准更高，所以人才培育模式也要跟进时代发展要求”。
邵瑛分析，就她所在的专业领域就业情况来看，很多薪资待遇好、发展空间大的企业，对人才的第一学历要求很高，而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学生的后劲。“大专毕业的学生受限于学历，连敲门砖都没有。”另外，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高职院校两年半左右的培养时间，学生还不够系统、扎实地完成学业。
她介绍，学校会按照学生的需求，引导个人发展。例如，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平时课堂上采取分层教学，给学有余力的学生布置更有难度的项目作业。给学生充分的“第二课堂”空间，对某方面有钻研的学生，可以参加技能大赛、职业大赛，每年都有学生获奖。针对有专升本需求的学生，安排专业导师每周轮流值班，学生可以课后找相关科目的老师答疑解惑。
王懂礼从学校的角度分析认为，媒体和学校不宜大肆宣传专升本案例，学校应通过学业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课，引导学生理性选择。“国家给部分学生提供了专升本通道，但这不能视作办学导向。如果过度宣传导致高职院校出现‘升学教育’导向，学生都一门心思升学，就与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相左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现在有不少高职院校把组织学生专升本作为办学的重要导向。虽然学生专升本是个体权利，也属于其学业、职业发展规划，但高职院校本身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办学，重视打造专业特色、关注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如果以学历为导向组织教学，会导致学校出现应试教育倾向，也会使得那些不需要专升本的学生得不到完善的职业教育。
在熊丙奇看来，社会上存在着崇尚学历、歧视技能的氛围，而办好教育需要崇尚技能、淡化学历的社会氛围。“职业院校应该是形成这种氛围的，要有主动性和紧迫性。如果职业院校自身都看不起职业院校，都去创造学历崇拜，那怎么去改变这种社会氛围呢？”
对于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未来的变革，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冯新广建议，应尽快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他认为，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当前部分专业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已不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应该实施本科层次或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通过构建职业教育纵向贯通、职普教育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夯实职业教育基础，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更好地促进人人成材、人人出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灼见台
高职教改不要沦为“瞎折腾”
继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之后，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议，高职院校在今年和明年继续增加200万人的扩招。
高职扩招必定会带来生源的多样化，有的通过单招进入学校，有的是高考统招，有的则是注册入学。因招生对象有别，考试方式和标准不尽相同，学生的学习基础不一，学习习惯有别，在学生统一入校之后，也会对高职院校的教学产生一定的冲击，教改就必然会提上日程。
近些年，高职院校的教改也提出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办法，如分类培养、分层培养等，涉及教学组织和管理层面的变革；还有一些院校移植国外的项目化教学，在教学模式上进行变革，却出现“水土不服”，虽然理念高大上，但无法“接地气”，让不少一线教师深感茫然；眼下正赶上疫情时期，新一轮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改革又开始启动，有人建议，未来要将线上教学常态化；随着高职扩招的号令再一次吹响，不少省份也快速启动高职教改项目专项，课题申报已然开始……
高职教育教学的职业特性，决定其在教改领域总是能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然而，也应该看到，有些教改的确是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变化，不得不及时作出应对措施，而有些教改恐怕不过是在一种口号的敦促之下，为了改革而开始改革。
换言之，在当前教改俨然成为一种定势思维的情势下，我们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逻辑出发点，即，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教改？必须要进行改革吗？究竟哪些地方需要改革？怎么样进行改革？如果不厘清这些基本问题，“教改”就有可能偏向盲目。
回归原点，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模式与方法的改革始终都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教改只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服务的，如果现有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能够达成预期的教学目的，还有必要进行改革吗？
当然，一些盲目进行的教学改革，似乎也有其难以破除的障碍。一方面，在学校层面大一统的改革推进之下，别的学院和专业改了，我若不改，在领导的眼里岂不成了落后分子？这种压力导致有些专业或是课程不得不进行改革，被动因素占据主导。另一方面，在“教改风”盛行之下，很多教改的出发点，或许只是为申报一个项目和课题而已，与具体的生产、实践需要之间，还有很大差距，教改只不过是披着“课题项目”的外衣，进行的一种论文或报告生产而已，这种改革不过是“纸上的”改革，停留于创造概念和术语，创新模式，却脱离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并不能解决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久而久之，在这样混沌的语境、无意识的情势之下，教改就会改变其本原应该扮演的一种充当“手段”的角色，一跃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目的。在目的导向之下，与改革的先行者并列，任何不改革者就成为落后、退步的代名词，于是，教学就会一直处在“改革”的忙碌状态之中。
此外，与教改相伴相生的一个词就是“创新”了。本来，创新也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达成教学目标，而采取的不同形式的策略或方法。这里之所以用“不同”这个词，是因为教育学原理上早就讲过，“教无定法”。但是，在教改目的需要的推动之下，创新似乎也在演变成为一种目的，没有创新的教改就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旧有的教学方式也都是需要及时更新，乃至被替换掉的，这样必然会在教学领域产生一种“创新焦虑”，教师们一直为没有更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焦虑。
事实上，教学模式和方法也应该有其稳定性的一面，好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一旦探索成型，就应该上升为一种传统，成为“源头活水”，在后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不断增强其生命力。与创新相对的一个词就是传统，然而，传统并不总是意味着落后，相反，正是因为传统经历了历史的积淀和实践的检验，才会形成扎实、厚重、稳固的根基和活力。更深层次地说，当教学传统经过一定的时间累积和实践考验之后，就会形成一种辨识度极高的特色或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双元制”会成为一种国家竞争力的代名词。
当下，高职院校内部“教改”之所以如此盛行，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方面，把手段当作目的，陷入了一种教改的“轮回”之中，尚且没来得及吃透一种教学模式的“精神”，又可能会被新的模式和方法所吸引，急于变革，这种教改可能只是在“瞎折腾”；另一方面，高职教学或许还没有提炼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东西来，没有形成真正有竞争力的模式，来回地变革也只会造成根基不牢，底气不足，无法形成一种传统和特色，稳固并延续下去。
笔者并不是要反对教学改革，而是反对盲目、形式化和脱离实际的改革。改革作为一种手段，只是服务于预期的教学目标，而不能让改革沦为一种目的。说到底，我们应当理性地进行改革，对现有的教学模式以及正在进行的改革，都有必要进行彻底的反思、科学的评估和认识，而不是一直处于摇摆不定、无意识的“改革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