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大学排行榜，这件事有点糟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曾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发言中谈到，“追逐大学排行榜，这件事有点糟糕，因为现在学校的领导们都很注重排行榜，我们的网站、网络写手也很热衷于此，一有排行榜出来就使劲宣传，谁谁上升了几位，1%、1‰的学科又增加了多少。这些排行榜大部分重视数量，同质量关系不大。所以说，根据文章的数量排出的队有很大的误导性和片面性。”
“我一直主张中国应该有自己权威的排行榜，如果我们不构建一个体现我国价值取向的排行榜，就一直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提高高等教学质量也是很难的。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大家都去写论文，这个本身是无可非议，但是他们可能注意到一个问题，没人去写教材，因为写教材好像在大学算不了成果，对于评职称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学科建设某种程度上体现在教材的水平上，国外好的大学都特别重视教材的编写。总之，我国自己的排行榜如何构建，一定要进入教育主管部门的日程中。”
委员王树国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发言中也谈到了大学排行榜，“总书记再三强调，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整个教育战线并没有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什么，还沉迷在过去的状态之中，搞搞大学排行榜，数数论文，搞搞排名。既误导了高等教育的方向，同时也让我们寄予特别大期望的教育机构本应该发挥的作用发生了价值扭曲。评价体系出了问题，但是根本原因是思想出了问题”。
他举例说，对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我们有多少大学能够向国家提出保证，这个问题交给我吧，我用几年的时间可以解决，没有！现在科技、教育、产业之间的结合已经非常之紧密，大学要主动融入社会，深度融入社会”。
“高等教育有格局，但是学校不能有尊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曾任复旦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副校长，发言中谈到了高等教育的地区差异问题，“有些省份有不少大学，但地方政府能够投入的钱很有限，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均经费。校长很痛苦，教师会流失，教师队伍不稳，教学培养质量就无法保证，这个格局怎么破？是少招一些学生，还是增加教师收入，总得选择一个，否则的话质量肯定受影响。大学数量有很多，并不是说每一个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的大学充满信心，因为钱少没有信心，因为排名靠后没有信心，根本上就失去了教育的一种精神，教育的精神就是改变、提高。”
“高等教育尊有格局，但是学校不能有卑，每个学校都应该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导教育结构的各方力量应该树立平等的意识，千万不要搞偏爱。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发展，整个格局的提升，总体规模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要几所学校，几所学校是支撑不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从现在的格局情况、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还是要坚守好教育的规律，给每所学校充分的机会。无论投入多少，这个意识是应该坚守的。”
委员林建华曾任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校长，发言中建议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一起制定各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为什么要一起做？我也看了一些省里的报告，这些报告很难执行，我们国家的特点是高等教育主要的资源是中央控制的，除了资金之外，更重要的资源是学位点，学科、举办学校的审批等等都是中央控制的，区域做规划的时候，没有这些资源是很难做。建议教育部应该和地方政府一起来做高等教育规划，每个区域的大学类型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布。其实我们在做‘双一流’规划的时候，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各省一流大学的分布，最近这次我们选了新疆大学、郑州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和云南大学，列入到一流大学的建设规划当中。但是这还不够，现在仍有很多省没有国家支持的大学，这对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很不利的”。
“哈工大流失的人才都可以再组建一所好大学了”
王树国曾任哈工大校长，发言中谈到了高等教育区域之间不平衡引发的人才流失问题，“因为我在欠发达地区，感受颇深。在哈工大，流失的人才都可以再组建一所好大学了。坦率地说，这些人才过去，东部高校主动挖的少，自己主动过去的多，所以也不要把帽子全扣在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身上，工资翻几番，能不过去么？而且那边一去就承诺给多少多少钱搞科研，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能不过去么？诱惑太大了。但是你不应该去责怪这些地方，因为他们太需要人才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能责怪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也不要责怪挖人，是我们社会太需要人才了，这一点所谓的‘双一流’大学，远远满足不了中国发展之需要”。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没有500所左右所谓的世界强校，我们支撑不起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这样的历史任务”，“‘双一流’才一百多所，有的只有几个学科，这个规划远远满足不了我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从整体上说，国家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异，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目前不是增加多少学校的问题，是提高我们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我们的质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能够释放学生潜力的教育才是一个好的教育”
报告谈到，调研发现，一些高校在教学模式、课程内容、教材建设、手段方法等方面改革创新力度不大，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成才和优质教育需求。
林建华表示，近些年大学做了很多教育改革，但是我们教育模式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以课堂教学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高等教育要真正想培养出有创造性的一批人，最核心的是要推动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教育实际上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并不是教了多少，学生一定能够吸收多少。也就是说，它是个非线性的过程，也可能有那么一天突然对学生有一个启发，他开窍了，就可以懂了、通了。我们不要简单地把教育归结成课堂教学和知识传授，怎样去真正转变教育模式和教育观念，这是面向未来教育最重要的一点”。
他认为，“我们将来教育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要真正把学生内在的潜力释放出来，能够释放学生潜力的教育才是一个好的教育，不是说我们给了他们多少知识、多深的知识。所以，模式改革应该是下一步面向未来高等教育改革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培养的人才和社会需求不接轨
报告提到，调研发现，一些高校“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还不够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
王树国也谈到了上述问题，培养的人才和社会需求不接轨，“我们的校友企业家和我说校长你要变一变了，你现在培养的学生到我这里还要重新培训，你们在学校用的设备都是我淘汰不用的了，教授的内容和我现在要发展的产业不对路，我现在需要的是学科面更宽一点，但是你们的学科搞得那么窄。这些问题大学不知道么？知道！为什么不改？因为改了以后没人支持，谁改谁吃亏。你改完了学科评估，又把你拉回去了。例如，我们有一个交叉学科，培养一个博士，因为是交叉学科，最后把这个博士论文评为不合格，因为他不是这个学科的内容。你是鼓励交叉还是不鼓励交叉呢？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把总书记的‘三个面向’贯穿到教育法的内涵中去，我们一定要转变一下观念，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反思一下自身，你是不是也有做得不恰当的地方。
王树国认为，选好大学的书记、校长，非常重要，“任何一个机构都有一个不变的规律，要有一个好带头人。大学的书记、校长极端重要，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国家没有一支高质量的教育家队伍来做这件事，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能有一个好的发展，如果没有这样的后备干部储备，对教育的发展影响太大了。能真正潜心研究教育，真正热爱这个事业，真正把自己的一生和事业绑在一起的人，才能把教育做好，这是极端重要的。你看国外大学挖什么，他们一个大学宁可花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选一个好校长，这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
“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一个样，就像套娃”
委员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校长、山东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校长，发言中谈到了怎样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千校一面”的问题。“‘千校一面’，我把这种现象叫做中国高等教育的俄罗斯套娃现象。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一个样，就像套娃，区别就是大小的不同”。
他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下一次高等教育法修改的时候应该重点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千校一面’的问题，还应调动高校的积极性，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大学创新办学模式”。记者 王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