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让他“纠结”的起因来自于保送生，据媒体报道，南方某高校10年所招保送生绝大多数为厅官子女，一些特殊群体将“保送生”渠道异化成为子女升学“捷径”。相对于刘海峰的纠结，网友的评论则更为尖刻：“这算新闻吗？早已见怪不怪。”“老百姓们早就习惯了，这是拼爹的时代！”
事实上，保送生制度从2014年开始就已经在不断调整，当年各地压缩了保送生项目，只保留了省优生、奥赛生和外语生等5项，大规模减少了保送生人数。根据教育部今年的相关要求，从2016年起，逐步减少具有推荐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中学相应推荐限额。在中国教育综合改革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保送生制度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一首好歌是如何被唱走调的？
曾几何时，保送生在公众眼中是神一样的人物；再几何时，保送生从天上跌落人间；直到现在，人们提起保送生，每每“另眼相看”，意味深长。
北京西城教育研修学院教研员徐云知表示，罕有保送生货真价实，比自主招生黑幕还多还重。
“一首好曲被人唱走调了。”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贾勇宏感叹道。
在刘海峰看来，保送生制度的异化是有个渐变过程的：刚开始还好，各个学校确实是保送了很优秀的学生；但过了不久，不少中学就“送良不送优”，只保送良好的，最优秀的反正能考上，就不保送了，这样能提高中学高考录取率，特别是有些最优秀的还有可以考“状元”；再到后来就出现了“送官不送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姜朝晖认为，保送生制度的弊端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滋生了高考腐败，一些家长利用权钱交易等不正当手段，为孩子争取保送资格；二是加大了家长和学生的负担，奥赛、艺术、体育等许多保送项目，有些并非是学生热爱，只是为了保送名额，强加训练，给学生造成负担，同时高额培训费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三是对更多弱势群体学生和偏远地区学校造成不公，相对来说，保送来源学校主要为一些重点中学，而偏远落后地区的学校和学生机会偏少，而招生的大学也都是一些重点高校，对普通院校产生不公。
“保送生”制度已完成历史使命？
姜朝晖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既然我国高考招生制度设计中，有高考自主招生制度和加分政策，某种程度上说，保送生作为选拔特殊人才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各种特长生，完全可以通过自主招生渠道进入心仪的大学；至于退役运动员和公安英烈子女，也可在政策上做出相应的安排。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也认为，保送生制度，个人来看是应该废除的，但不是简单地废除。因为现在推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除了高考、学业水平考试作为依据外，还有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上“两依据一参考”，完全可以衡量一个学生能否入学这个资格。特别是当综合素质评价能作为招生依据，或者引入作为参考的时候，如果这个学生综合素质特别突出，再加上学校面试或其他考察方式，那也可以在不考试的情况下录用。这个通道在改革过程中应该是慢慢建立的。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减少保送生，或者随着改革最终彻底取消保送生。
但也有人对“综合素质评价”的效果表示担忧，厦门大学的刘海峰就认为，综合素质评价理论上很好，实际上很难操作，完全存在寻租可能性。只要没有刚性的、可比的标准，就很容易被人们钻空子。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关系和面子很重要。现在诚信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很难防止造假。
保送生存在的理由在哪里？
尽管很多人认为保送生制度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 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看来，保送生制度是为大学提供优秀生源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世界著名大学录取优秀学生的通常做法。在我国大学进行“管办评”分离的综合改革进程中，将来肯定仍然是大学自主办学中录取优秀学生的一个重要方式。
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苏海泉：“我不建议撤销，因为这也是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办法。”刘海峰也赞成有限保留，他说，现在讲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保送生制度毕竟是一种渠道，而且现在的保送生比例和人数比过去减少很多，条件更高了，寻租空间也要小很多。“我觉得保送生制度至少有一个用处，它是一个参照物，让我们明白高考制度有多么的重要和宝贵。”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暗箱操作”。姜耀东认为，在保送生的执行过程中，必须要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标准统一和建立“黑名单”制度。保送推荐各阶段的信息公开透明而不是走过场，保证核心信息公开的充分性，这样才能让公众有效地参与监督；在推荐环节要有统一的成绩标准；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案件的人严肃处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
苏海泉也强调，应该加强过程的监督，让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
姜耀东举例说，其实现在我国大学普遍进行的研究生推免制度，其人数和规模都比中学的保送生大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生”的保送生，但由于信息公开透明和标准的相对统一，很少有“暗箱操作”和滋生腐败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