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ed country一般翻译为发达国家。从英语的字面含义看,似乎还可以理解为“发展过了的国家”。在英国留学、工作的我,曾经觉得这个国家有些“发展过了”的暮气。
格拉斯哥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Cumbrae岛附近),锈蚀的铁锚静静地躺在砂砾、礁石之中,洋面上18世纪曾经穿梭于英国和北美(英属殖民地)之间运送大宗货物的轮船早已无影无踪了,据说从格拉斯哥启运的茶叶运抵波士顿时,被反抗英国实施《茶税法》的当地人倒入海中,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19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位于英国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船厂,曾经是中日甲午海战幕后的重要制造商,北洋水师的“致远”、“靖远”、“超勇”、“扬威”以及日本联合舰队的“浪速”、“吉野”等舰船,都是从纽卡斯尔下海的。如今的阿姆斯特朗船厂只剩下一座博物馆,造船业与当年兴盛的煤炭行业先后从纽卡的经济格局中消失。
20世纪50-60年代红极一时的“汽车之城”考文垂,比美国的底特律更早步入产业衰败,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众多汽车品牌也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中“花落别家”。“捷豹”、“路虎”成为印度塔塔汽车公司的子品牌,“劳斯莱斯”、Mini Cooper掌握在德国宝马手中,“罗孚”(Rover)则被中国上汽揽入旗下。
作为工业革命时期世界的领跑者,英国的工业、制造业、传统能源行业大都衰落,或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不过,全球产业化调整和重新布局的表象,还不是英国真正的内在气质。
如果英国人不提出“脱欧”,我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个6,500万人口、24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国(比日本还小三分之一)的家底和影响力。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让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欧洲人这才意识到,他们将失去这个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欧洲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没有伦敦的欧盟金融界将是个什么样子。
人们或许忘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她的制度优势体现出强大的同化能力。她率先以理性和法律为基石,使王权让位于民权,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民主制度;以“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维系了不列颠的秩序;以“日不落”的大国气度,连接了遍布世界的“英联邦国家”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在文明层面,“英国”几乎是理性主义原则的代名词,难怪很多中外学者以此归结为英国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
“宪法或不成文的宪法传统是政治统治权威和法律合法性的来源,人遵守宪法和法律,服从政治,是依靠超越特定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理性精神。在西方各国,政治理性化最早出现在英国,它是一个随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而导致的政治现代化潮流。理性化的表现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如选举和立法程序)和人们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原则相背离,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尊重并遵守共同规范,这可称为规范认同。”[1]
2012年我参加英国使馆举行的女王寿辰纪念会时,惊愕地发现,大使官邸的大院里,赫然停着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等英国品牌的名车及其巨幅广告,连搭棚炸薯条的钱都没有了吗?女王的商业化生日也算是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官方节省开支、率先垂范的经典案例了。从另一个侧面分析,这也是英国人理性、民主的体现。
经济、意识形态的优势,有时还需要深入分析和解读,而文化、教育的“软实力”则更贴近大众、更感同身受。
说英国人高雅、有风度,读书恐怕也是其中一个佐证。据说英国人的阅读量是平均每人一年37本书,而中国人是0.7本。媒体上有人认为英国的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恐怕与人口素质还是有关系的,而中国的综合国力中除了GDP指标外,其他还都排不上。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神探波罗”、罗琳的“哈利·波特”,这些小说发行量过亿的英国作家曾经和正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
洛克的《政府论》、休谟的《人性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些彪炳史册的理论曾经和正在左右着世界政治、哲学、科学、经济的走向。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阿伯丁大学、爱丁堡大学,最古老的有上千年的历史,而“最年轻”的也有500多年了,这些英国中世纪前后建立的古老大学,曾经和正在点亮人类的文明之光。
我们惊异于英国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确实有底气横空出世、傲视群雄。
向英国人学习!还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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