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周浩的“成功转型”在我们的社会很少见。这位从小喜爱拆分机械的孩子，恰巧是一个拿下高分的“学霸”。正因如此，他才遭遇了老师和家长强迫上北大的压力。假设他高考失败，上技术类院校的愿望会不会反而早就实现呢?同时，也正因他走了一段“辉煌的弯路”，在技师学校才受到吃小灶的礼遇。搬出同样的假设，在技校校长眼中，一个酷爱机械的“学渣”，会不会也不过是芸芸众生而已呢?
只有理解“牛人”尚且如此的遭遇，我们才能体会常人做选择时的左右为难。北大某学院副院长曾感慨回乡时的亲身经历：村里的穷亲不让他走，想让孩子上学，理由是上了北大就能“找个稳定工作”;村里的富户请他吃饭，直接就问上北大“需要多少钱”，理由却是上了北大就能“当大官”。听到这样的“理想”，再看看北大清华火爆的亲子游，足以感受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对学历和名校的迷信和依赖，是何等沉重。
还有更加复杂的现实因素。许多单位招聘新人，第一关就是把名校生拣出来，把非“985”“211”毕业的简历扔出去;许多职校技校，看起来“挖掘机很强”，进去方才发现并没有多少去开挖掘机的机会。面对这样坚硬的现实，又有几个人能勇敢地放任孩子去率性而为。
众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限制，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成了受限者，同时又无奈地为这种限制增加新砝码。如果说创造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构建各级各类教育相互打通、多种学习成果相互交融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就要打开限制知识流动的闸门，凝聚共同的破局力量，使得兴趣自由翱翔，创造力得以择土生根。
一位学者在阐述创新时曾有过很贴切的比喻，“要牵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创新的活力在于人，中国制造要升级为中国创造，首先需要一场思想的革新。我们需要改变流水线简单造物的方式，也需要克服分类贴标的人才培养方式。在微观层面，制造与创造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可以完美复制，依靠简单投入拉动，后者则生长于尝试当中，只有给人更多主观能动空间，才能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我们乐见北大的学生转上技校，也希望看到有技校学生，甚至在职技工凭实践创新获得北大的认可。今天，所有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教育改革更需经过复杂的协调和艰难的转变。当此之时，创造型人才的需求已经时不我待。只有每一位决定孩子人生发展的当局者都拿出勇气，敢于摆脱功利窠臼，敢于进行创新的努力，才能打通学习的立交桥，最终实现“车来车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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