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去年，对异地高考报名人数12倍的井喷增长速度，其实大可不必意外。一来，去年是异地高考政策落地的第一年，很多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因为消息不对称已经早早返回原籍读书;二来，去年就12个省份放开异地高考，而今年猛增到28个;三来，去年放开异地高考的多是异地高考矛盾不突出、教育资源一般的地区，今年多了北京、上海等异地高考矛盾突出、预计异地考生数十分庞大的地区。
不过，即使是放开，北京、上海等地在异地高考的准入门槛上仍然严格。以北京为例，北京今年只放开了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且需要满足在京缴纳社保满6年、子女在京连续就读高中三年等五项条件。而相比之下，浙江则规定，外省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凡有完整的高中阶段连续学习经历并具有在浙高中学籍，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
或许有人怀疑北京等地推进异地高考的决心和诚意，但其实北京不在去年第一时间出台异地高考政策，今年能出台政策，即使有“象征观赏”成分和严苛门槛可能也是顶住了“京籍”本土人士的压力。究其根源则在于“京籍”人士对我国至今还在使用的分省配额招生制度产生的特权难舍。
客观来看，虽然高考公平不断推进，但有着饱受诟病的分省配额招生制度这一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阻碍，使高考公平只限于本省考生间公平，亦或各省份间大学录取率的相对公平，而没办法做到全国考生间的公平。而北京、上海等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历来享有有别于一般地区的重点高校高录取率的“高考录取特权”，因而本地人担心参与可能稀释掉他们固有的利益。
动了奶酪，当然有理由反对。不过历来如此就代表这项制度合情合法吗?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其公益性不可忽视。其本质是一种公共服务，应该无差别向社会全体开放，而不能成为滋生地区小圈子利益的平台。而《宪法》和《教育法》则明确规定了的对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人们历来关注高考，其实并不是关注高考本身，而是关注高考后的录取。如果一意在高考录取中仍然生拉硬扯进跟成绩等明显跟教育无关的因素，不仅可能牺牲掉不少学子平等教育的机会，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乃至法治的破坏。
当然，从异地高考热冷程度也可以看出，北京的异地考生难免有加入“小圈子”，共享教育特权的渴望，这也是当下这种畸形录取制度造成的，但“分一杯羹”的期待不能成为延缓异地高考推进的托辞，因为推进异地高考的宗旨，其实在于服务考生，维护各地考试参与高考选拔的权利，而非增加特权亦或地域间的矛盾。
归根结底，一碗水要尽可能端平。而当下推进异地高考乃至捍卫其背后教育权利的治本之道，就在于逐渐打破地域壁垒，有机会地让分省招生配额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可以代之以各高校直接面向全国考生，严格依据成绩录取考生的新制度。而这，显然任重而道远，非一朝一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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