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除了古代文人画家流传的笔墨习规之外，中国绘画还有很多更值得珍视，更值得发扬的东西；现代中国艺术家除了追随古人之外，还可以开辟富于时代性特征的道路，还可以产生为中外文化共同珍重的艺术作品……人们可以对他的这种信念作出各种评价，但无法淡化他心灵深处与中国文化相依相通的创造激情。如果吴冠中真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倒向西方而疏远中国的“世界主义”者的话，他还会提出诸如“风筝不断线”之类的主张，画出那些充满本土文化情味的画吗？与他同时学艺而留在欧洲的同学的艺术道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吴冠中不计后果地选择这样一条艺术道路、不畏权势地坚持自己的艺术思想，正是由于他对本土文化精神与命运怀有太深的眷恋和太多的使命感。
不能不承认，吴冠中与他同辈的大多数艺术家有明显的不同，他属于那种难以掩抑其个性的艺术家，社会文化要他们循规蹈矩的企图总是落空。这种艺术家对艺术个性的张扬和艺术思想上的不安分，在给既有文化秩序频频惹出麻烦的同时，也使艺坛显出活力，促进了艺术上的推陈出新。这种人物在人类艺术史上不断出现，只是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才变得极其稀有。对艺术家个性的反复讨伐，导致这种人物的稀缺，这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艺坛的特殊景观——艺术家的循规蹈矩似乎维持了艺术界的“安定团结”，但它必然地使艺术创造气氛变得稀薄，使艺术近似于按照统一工艺流程加工订货的行业行为。从这种历史经验的反思出发，我在北京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曾坦陈对国画界时贤调集火力对付吴冠中之不平和不安：“对于中国美术来说，吴冠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有一些中国画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在中国画的外部问题上采取一种相对主义态度——不同的艺术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各自有其不同的衡量标准；而在中国画的内部问题上，则采取绝对主义态度——只有某一种艺术样式才有存在的理由，对各种不同的艺术实验，只能用一个标准加以衡量。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统一的衡量标准竟然是五百年前形成的一种技法程式！
在当代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正统”本来是难以相容的，但它们在面对吴冠中这个目标时竟然取得了使人惊奇的一致。但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吴冠中在当代中国艺术中的位置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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