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梨园行里的科班故事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一首京歌《说唱脸谱》，或许就是当代大部分学生的京剧启蒙。近些年国家重视京剧，致力于重振京剧艺术，但是每逢艺考，戏曲类专业和电影、音乐类专业报考依旧呈现出“冰火两重天”之势，有志于投身京剧表演艺术的人逐渐减少。不同于众多培训项目，学戏需要“童子功”，年少时选择学习京剧更像是直接选择了一门行当。
国粹——京剧
乾隆时期的扬州，经济地位如同如今的上海。便捷的漕运与盐业专营催生了这里一个数量可观、富可敌国的徽籍盐商群体。畜养家里的戏班，角色斗艺，是当时扬州盐商的普遍风气。
18世纪末期的中国戏曲舞台，居于正统地位的还是昆曲。对徽调、秦腔之类的地方戏曲，有地位身份的人不屑一顾。但随着例如“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才子中状元”的老套情节毫无新意，宫廷之内的王公贵胄、市井百姓都开始对昆曲产生审美疲劳。
1790年秋，徽戏戏班“三庆班”进京参加乾隆八旬寿辰演出。史料记载，当年的北京城从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一带方圆几十里内，“每数十步间一戏台”。三庆班在其中风头最劲，一举成名。此后几年内，扬州徽班进京的势头有增无减，到了清嘉庆年间，其中的“三庆”、“四喜”、“和春”和“春台”四大徽班声名鹊起，徽班在北京戏曲舞台上已取得主导地位。多年以后徽班进京也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最初源头。
清代画家吴友如《申江胜景图说》中的“中国戏园”
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间（1840—1860），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京剧。很快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历经岁月沉浮，2010年11月16日，国粹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梨园行的故事
第一座“艺术学院”
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相传，嗜喜歌舞的盛唐皇帝李隆基在都城长安独辟一园，遍植梨树，充作天下雅善歌舞之士传艺授业的教坊。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集音乐、舞蹈、戏曲的综合性“艺术学院”。后世遂将戏曲界习称为梨园界或梨园行，戏曲演员称为梨园弟子，李隆基也由此被奉为梨园行的“祖师爷”。
清中晚期的“京剧学堂”
嘉庆初年，随着徽班进京，南方（苏扬、安徽一带）伶人子弟学艺问题亟待解决，南方商业意识延伸，早期京剧培训班应运而生。旧时梨园的一般规律是8、9岁开始学艺 ， 14、5岁开始登台。据《旧京琐记》记载，“子弟分两派：曰‘科班’，入班曰‘坐科’，专门学习者也；曰‘私坊’，虽亦学戏，其本业则应召侑酒，所谓相公是也”。
京剧领域最早的科班多为以班带班，如京剧老生鼻祖程长庚领衔的三庆班所办的四箴堂科班，艺名“响九霄”的名旦田际云领衔的大玉成班所办的小玉成科班等等，都是早期以班带班的科班。
1907年，成立仅三年的喜连成科班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赏识，名动京城。同年，梅兰芳入科喜连成。1912年东家易主，喜连成改名富连成，社长依旧是叶春善。成立四十余年，喜连成在梨园行的成就与地位首屈一指。谭鑫培也将自己的长孙谭富英送入富连成入科学习。
富连成的学生随时介绍，随时入学，但是刚一进去，并非就算正式学生，要由琴师们考察一个时期，看看他的嗓音、相貌、身材、资质是否聪颖，是不是有“戏料”。如果考察完毕，认为毫无可造之处，就通知介绍人领回去。如果认为还能造就，就由社方与其家长订立契约，俗称“写字”。立契约时，家长与保证人同时出席，共同签署。
按照约定，学戏弟子一旦入科，学艺期间的衣食住行样样花费，悉数皆由师父或科班单方承担，而学徒登台演出的所有收入，也全部交归师父或科班单方所有。若能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儿，教学双方自然皆大欢喜；若几年过去，学徒依然无法登台，科班和师父的心血也算彻底打了水漂。
一般情况下，出科后成角儿的学生不会再入科深造，马连良是个意外。叶春善曾对他说：“我的学生出科，只有你这么一位愿意回来深造，我会对你倾囊相授。”学艺十年期满仅一年后，马连良再次入科三年。出科后凭借《借东风》、《甘露寺》等剧目风靡茶楼戏院，成为京剧“四大须生”之首，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与梅兰芳、荀慧生齐名。
京剧名家 马连良另一派——“私坊”。“私坊”又称“私寓”、“堂子”。其成立之初并非为“应召侑酒”，而是为了方便艺人生活和培养子弟。能够自立门户、开设私寓的艺人多为名伶，名师效应自不用多说，想要加入私寓的学员也多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选拔。京剧名旦梅兰芳就曾入学私寓。当私寓弟子学会几出戏后，就要开始搭班唱戏，为磨练技艺，也为借机宣传。根据统计，出身私寓的大家甚至要多于科班。
但因清代规定士大夫不得狎妓，许多人将兴趣转移到私寓弟子上来。于是不知从何时起，私寓弟子从单纯的戏曲学习转而“兼职”出局侑酒（即下场为饮酒者助兴），一时间雏伶侑酒之风盛行： “京师风尚，延宾会友往往雏伶侑酒。”这种生意能够给师父带来不菲收入的同时，也能够使弟子和士大夫们结交，提升人气。如此就导致私寓在挑选弟子时，往往偏向寻找眉清目秀的旦行、生行，其中旦行居多。愈演愈烈的娱乐性质，侵害着童伶的身心健康，艺术生涯被极大缩短。直到1912年，名伶田际云递呈于北京外城总厅，请查禁韩家潭像姑堂，私寓的娱乐之风方才消歇。
1945年，国民党军队入京，散兵游勇，四处骚扰滋事。看戏不买票、打观众、砸剧场。造成观众不敢看戏，演员不敢演习的局面。科班的生活日益艰难。1949年，富连成、荣椿社等科班相继解散。
“打死勿论”
梨园行有句老话，“要问够不够，先学三十六”，意思是学徒练功学艺，至少得学会三十六出戏，方可正式登台。当时的京剧艺人，不管师徒，大多为从未进过校门的文盲，唱念做打全靠师父口传心授、学生死记硬背。1912年，上海伶界联合会成立，夏月珊为首任会长，与潘月樵一起创办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一所由艺人自行开办的子弟学校——上海榛苓小学，改变艺人不识字的生活现状。
长久以来，京剧“传男不传女”。因为本身京剧是男人创造的剧种，女人社会地位较低，也总是“没有分量唱不好”，并且教女徒弟容易有绯闻，所以就干脆不收。女生想学习只能“偷师”。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了繁荣市面，维系人心，开男女合演之禁。1916年，田际云开办了科班历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崇雅社，专收女学员；1930年8月，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戏校——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成立，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硕秋担任董事。除了男女同校，不用签订生死文书，戏曲专业教育之余还开设国文、外语、地理、算术等文化课程。同时，学校竭力强调禁止“打戏”等不文明教学行为。
“打戏”是京剧艺人“教戏”的另一种说法。演员要想成角儿，除了要有很好的天赋，还得有最初刻苦的训练，进了科班第一条规矩就是“打死勿论”。坐科七年犹如七年大狱，是梨园行的共识。此时京城科班如富连成也开始尝试废除“打戏”，但很快遭到了科班师生的普遍的懈怠，不到半年，富连成又回到了当初。中华戏校同样，因学员顶撞老师，“打通堂”随之而来，即所有学生一起挨打。“打戏”是京剧艺人共同的记忆。京剧容妆科泰斗马玉秋在此前回忆起少年时的“打戏”，依旧还会眼眶湿润，不敢回想。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科班和戏校并存，戏校的诞生不仅使学员们增加了文化素养，更是我国戏剧行业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但或许因时局太过动荡，上世纪中叶开设的戏校大多只存在了一二十年左右。
时局动荡，艰难守业
建国前夕，政府在接管旧的戏曲教育机构的同时，也将原机构中的老师和学员一并接管。建国后，在被接管单位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戏曲教育机构，它们一方面招收新学员，另一方面重视对老学员的教育改造。1950年1月，新中国第一所由国家举办的新型戏曲学校——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建成，1955年更名为中国戏曲学校，即为如今的中国戏曲学院。早期授课老师，基本上都是富连成科班的毕业生，但此时已经完全废除打骂制度，取科班和新式戏校的精华，去其糟粕。众多中等专业戏曲学校相继诞生。
此间，全国大部分省市的戏曲剧团都开办了以“团带班”为主要教学模式的学员班。学员有的要参加剧团的演出工作，在其他时间接受戏曲教育，大多享有工资待遇，也有的纯粹跟团学习。有从前科班“以班带班”的影子，但已完全不用签订契约。这样的培养方式不仅承担起了各地剧种后备人才培养的重任，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建国初期戏曲改革事业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并成为戏曲中等教育的重要补充。
但好景不长，文革时期，戏曲成为了文革运动的主攻对象之一，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乱封资修、黑窝子”口号下，各地戏曲教育机构、学校或停办、或下放，无数著名京剧演员收到批判和迫害，京戏行业一片混乱。另一面，革命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风靡。
电影《霸王别姬》截图文革后，京剧行业逐渐恢复，在“百花齐放”背景下，传统戏、现代戏、新编戏得以并存。各级学校也逐步回到正轨，并且增加了高职院校，或独立升格、或合并组建。1978年，中国戏曲学校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并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京剧教育得以多层次发展，上至硕博。文化课比重越来越大，由培养专业型人才发展为一专多能的全面性人才。
然而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当时的年轻人们经过3-4年的中专学习，就能够快速入职上岗国家岗位，补贴家用。然而学戏依靠“童子功”，需要从小系统地学习一招一式，成角儿路漫漫。20世纪末，京剧教育招生情况不佳，报考生源明显减少。
转机
200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将京剧纳入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之中。同年，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首个“少儿京剧培训示范基地”在北京海淀东北旺中心小学正式挂牌成立。然而师资问题一直是各个学校开展京剧教学活动的障碍，尽管学校对于京剧教育十分重视，但是这些教学活动大多由音乐老师担任，他们对于京剧知之甚少。虽然现在“京剧进校园”活动在全国内各个地区有序进行，但是依旧有不少学者认为只选京剧进校园太过于单调，应该以京剧为主，地方戏为辅；另一方面，部分家长会认为浪费孩子学习时间，“不务正业”。
直到2013年，全国也仅有5所院校招收京剧表演本科生，计划招生名额合计110人，全国生源只有180人左右。到2020年，粗略统计，我国招收京剧表演或器乐的本科院校有60所，仅国戏和中戏两所院校招收名额就过百，并且目前多所本科院校及中专院校实行免学费政策，鼓励学生报考。但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没有免学费的院校生源被迫流失。
每年毕业季，全国各地剧团会进入高校，观看其毕业大戏或者称之为就业大考，进行专属于他们的双选会。受限于历史因素，绝大部分毕业生都认为京津冀京剧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可能够有推动力，尤其想留在北京。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能够从中优中选优，地方却求贤若渴，很难吸引到优质人才。大连京剧团书记焉健夫表示，留在北京的同时，也有阻碍他发展的一面，可能会有好几年的跑龙套生涯，并且就业压力很大。如此一来，就耽误了一批好的演员和好角儿。但到了地方之后，剧团会以他们为核心，可能一两年就可以唱大戏。
其实，京剧行当的优质生源战争从中专就已经开始。进入好的中专就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步入好的高校、好的剧团，甚至最终成角儿。虽然在报考戏曲附中等院校时，不会过多的考验京剧行当的专业知识，即使没有基础的也能报考，但想要“赢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和孩子也会提前迈入京剧课堂，通过上一对一或者小班课，给自己增加一些“底气”。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和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部分成年人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他们也想学习更为专业的京剧知识，而不只是听听看看。国家京剧院开设的京剧培训班，招收各个年龄段的学生，课程价格与市面上的培训班基本持平，甚至更低。老师都是国家京剧院中级以上职称的优秀青年演员。在此间，学习的不仅是唱段，还有许多传统文化，甚至人生哲理。
2015年，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京剧社会考级。《京剧考级大纲》由国家京剧院考级委员会制定，大致分为初、中、高三级。级别越高，考级费用也随之越高。在考生考取中专时，可以通过京剧考级让老师快速了解自己大致的京剧水平。但是在考取大学或剧团时，更多是看考生当下唱念做打的真实水平。对于票友来说，京剧是兴趣，考级没有太大必要。
虽然京剧是国粹，但对于外行来说“太难唱了，想跟唱都没门”，除票友外，鲜少有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京剧，京剧被迫成了“小众”艺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接触京剧，京剧也开始“扩圈”，如京剧演员王佩瑜参加各类综艺活动，传播京剧知识；郭德纲在相声中时常穿插京剧唱段，拉近京剧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吸引到不少年轻人开始重新关注；也有社区、教育机构增加DIY京剧脸谱活动，在了解京剧脸谱文化的同时，还能锻炼动手能力。除此之外，京剧扮相主题摄影同样十分火爆，也有不少京剧系毕业生参与加入，为顾客化花脸、搭配行头。无论是京剧票友，还是外国友人都对这样接触京剧的形式表示十分感兴趣。
然而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京剧也不例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富连成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创编新剧，是否拥有自己的保留曲目，在当时常常是从科班到演员能否立足并真正叫响的关键，而现在，京剧行业做得更多的是传承，创新似乎被搁置。郭德纲曾说过，“以前演京剧的生怕自己演得和别人一样，那就不出彩了；现在的京剧生怕自己演得和别人不一样，被同行诟病。”虽然例如国家京剧院、大连京剧院等地方剧院也在结合时事创作新创现代京剧，满足当下人们的艺术追求，但其是否能如当年《借东风》等剧目流芳百世，仍有待考量。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用来形容戏曲行业再合适不过。京剧是国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被留在历史。两百多年来，学习京剧的形式随着时代发展更新换代，产生了诸多变化，但无论是科班、私寓还是戏校，梨园培训的精神没有变。戏如人生，苦尽甘来。
参考文献
[1]吕珍珍。晚清私寓的戏曲传承活动[N]。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2月（第13卷第12期）。
[2]胡占凡。京剧[DB/OL]。央视纪录频道，2013。
[3]董昕。戏曲现代教育改革发展历程研究1949-2009[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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