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就国内高等教育而言，应当没有哪个专业比新闻专业更能引发媒体持久关注的。一方面在于“新闻无学”与“保卫新闻学”的呼声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新闻专业人才培养供给与需求存在事实上的“两张皮”现象，学界与业界龃龉有余兼容不够，而作为业界的媒体自然对新闻教育的风吹草动异常敏感、重点关注。现下，学界和业界都对这一信息披露有限的举措给予了不同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媒体技术赋权和传统传播格局消解的局面下，新闻传播及其人才培养必须要回应时代的变革，而新闻教育也必须为传媒业界提供更多可用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传媒变革。新闻教育如果对这一时代命题不能很好地作答，那么很可能遭遇到被历史遗忘“连声招呼都不会打”。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对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这波操作评头论足，倒不如重新审视新闻教育该何去何从。
熟悉中国新闻教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宣部、教育部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新闻教育发展迈入了快车道，无论是新闻院系设置还是专业点布局，也不管是在校生人数还是学位点授权，新闻教育的快速扩张一方面解决了历史上新闻教育投入不足的历史欠账，另一方面由于大干快上，也出现了如吴廷俊先生所言的新闻专业办学“三个无论”（即无论是否具备充分办学条件，只要想办都可以办新闻；无论什么专业背景的教师，只要需要都可以调来教新闻；无论什么文化程度的学生，只要愿意都可以进入或转入新闻专业……）和专业人才供需“两多数、两不是”（即新闻专业毕业生多数不是进新闻界、新闻界所招进的新闻人多数不是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的尴尬现象。这种专业人才“可替代性”和学科地位的“新闻无学”自然使得新闻教育的合法性受到诸多质疑。
种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和应对媒介技术环境的深刻变革行动迟缓，问题的指向似乎都很明确，那就是原本就比较脆弱的新闻专业垄断性一直遭受其他专业和技术赋权的公民新闻的攻城掠地。上手快、后劲乏的新闻毕业生在受众细分、频道专业、广播窄播和“人人都可是记者”的环境下更加难以适应人们对信息的专业化需求。这也就很好解释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在新闻采编这样核心岗位上会对政治、社会、经管、文艺乃至计算机编程专业更加青睐，就更不用说那些依赖于10万+阅读量的新兴媒体了。然而，即便这些“灰犀牛”早就被学界所意识，但真正应对并加以解决的成功案例则少之又少。而这又更加加剧了学界与业界的疏远，一个事实的例子就是21世纪初不少高校与当地主流媒体合办新闻院系培养专业人才的合作不了了之了，最后还得靠中宣部、教育部的行政力量在2013年推广部校共建模式并衍生出“媒校共建”模式（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在内的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与高校共建新闻学院）才密切了双方联系。
如今，信息作为一种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越显其重要地位。新闻传播教育的地位求并非无足轻重，人们呼唤的是更为专业的新闻教育。只有为受众在万千信息中甄别选择有用信息、提供专业的解读视角、赋予信息的潜在附加价值并提供更利于传播的轻便形式，这才是新闻教育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部校共建试验者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采取的“2+2”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似乎更值得提倡，纯粹的新闻专业难以适应深度变革的媒介环境、难以吻合传媒业界的人才需求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探索出一条“新闻+X”的有效的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才是新闻院系应当思考并积极实践的课题，而不是在面对花样繁多的媒介技术上采取简单加开课程这样的应声附和，与技术相比，对信息的高度敏感、对题材的敏锐把握、对内容的专业解读和娴熟的文笔仍是新闻专业人才最重要、核心的底色。在日益强调专业分工的年代，自有摄影、摄像、编程的专业去补充上新闻生产流程的其他环节，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一常识往往被我们在时常提起时抛却脑后。当前我们有太多的新闻院系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随意增加这些技术性课程，可最后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专业的后果比比皆是。当然，笔者的意思并非对媒介技术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而是当下回归信息需求对专业内容生产的高度要求更为迫切。
此外，当我们在评价信息披露有限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政策时，还是应当采取多重视角。比如，清华采取扩招研究生的方式弥补停招的本科教育，对于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来说其实影响并不大，世界上很多研究型大学本身就是研究生培养规模远大于本科生规模。所以就单个事件而言，我们不应当抛出新闻教育无用论和取消论这种毫不负责的观点。当下，加强业界与学界的密切沟通，探索并实践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路径才更有讨论意义。特约撰稿 马星宇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文章转载请标明：ms211中国美术高考网）
